“我记得那一天(2022年10月19日)特别冷,北京的秋天让人特别难以忍受。在一个很寒冷、没有阳光的下午,我就觉得活不下去了,但又没想好要做什么,我就先下载了那些海报,网上当时已经有关于四通桥事件的海报资料包了。我在机构做活动的时候,剩了一些马克笔和胶带,我就先装到包里了,我没有具体的计划。
那天下班之后,在公交车上,我才下定决心。我很难说我具体在想什么,我就是一直在酝酿情绪。其实那个时候海外或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在公共场所贴海报的事情,也已经发生了有人在小西天电影资料馆喷绘的事情。所以我知道我能干什么,只是没有想好具体怎么做。
一直到下公交,进了地铁站,刚好路过一个女厕所,我就拐进去了。反正我就先贴了海报,海报上是四通桥事件的照片和介绍,又掏出马克笔写了字,写什么都是我现想的,我还拍了照。然后我就去坐地铁了。
我要在惠新西街南口那里转地铁,我又去了那个口的厕所,干了同样的事情。这真是一个没有计划的事情,突如其来的,我当时就是觉得需要做点什么,我才能活下去。我也没有想更多,没有太评估风险。风险就是你知道可能会发生些什么,但是之前在我身上发生过最严重的事,也就是我去蓬蒿(剧场)涂鸦,警察带我去做笔录,威胁说要给我做精神鉴定,但这个事情后来也没下文了。”
“他们把我带去做笔录,一直做到第二天下午,我得去医院开药,开完药之后,又继续做笔录。其实当天晚上就应该要把我转去看守所的,不然会超过24小时。派出所的人一直催,但国安的人不怎么理他们,还是一直问。后面不知道怎么回事,他们就放弃了时间管理。我听警察聊天说,他们不想半夜送我去看守所,因为看守所会不高兴。
笔录做到后来,我就非常想结束问话,非常困,甚至在椅子上睡着了。那些警察就说,你再坚持一下,马上就可以去看守所睡觉了。所以我当时一直在想,看守所是一个可以躺着睡觉的地方。
警察还跟我说,我被彭立发骗了,他很间接地跟我说,彭欠了赌债,是收了一大笔钱财干这个事情的。他们还很想跟我辩论防疫政策,觉得我不支持中国的防疫政策,那就肯定是支持美国的,于是就跟我说美国死了多少人之类的。 我其实有非常真诚地跟他们分享我的成长经历,讲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。他们给我的反馈是,我听不懂,你好好说,说些能听懂的。
他们也会问,你为什么要支持维吾尔人?我说我作为一个成长在新疆的少数民族的女同性恋,会很自然地关心边缘人群。后来在去看守所的路上,有一个送我去的警察跟我聊天,他说:‘我现在不是以一个警察身份来问你,我也没有做笔录,你就告诉我,你为什么要干这些事情?’我说咱们能别聊这个了吗?因为我当时已经发现我们聊不通了。”
“后来负责我的派出所警察也跟我说,他们还抓了一个男生,跟我是一样的情况。我的律师也跟说,四通桥这个案子并案了,可能抓了有上百人(‘Women我们’没有其他的信源可以核实这一信息),但跟白纸不一样的是,他们并没有给我们编号,我在里面的时候,还是可以被叫自己的名字。我出狱之后,重新去看了小西天涂鸦事件的照片,在照片里面看到了一个来过我家里的警察。
元宵节过后,有一个‘三看’的姐姐也转来了‘一看’,她过来跟我说,她对我的印象还挺深的,因为我个子很高,每次走过去的时候,都能透过玻璃看到我。她跟我说,‘你走之后,监室里又来了一个跟你一样的人’。我还想,什么叫跟我一样的人?她说,那个女生也跟我们讲了什么桥的。她还说多亏你们,现在疫情才能结束。大概是这个意思。
我也不确定那个女生是谁,是不是因为类似的原因才被抓的,但我当时很受触动。之前律师会见之后,我有跟监室的姐姐们转述律师告诉我的乌鲁木齐火灾和白纸的事情,但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两件事意味着什么。那些姐姐们都在看守所里待了很久,其实跟疫情防控政策都没有什么关系,她突然讲这样的话,无论是情感上还是认知上,都挺冲击我的。”
“后来有一个改变我状态的事情,元宵节过后,管教把我从一级人员变成了二级人员。之前看守所里有很多人都没有及时转去监狱,疫情政策变了之后,程序变快了,好多人被转走了,监室里轮班和值日的人突然不够了。管教问我可不可以去值日,我说可以,我就变成了二级人员。轮班和值日主要是打扫卫生,大家睡觉的时候,每隔两个小时,要有两个人巡逻。管教之前一直禁止我做这件事,人手不够之后,马上就把我调过去了。
一级人员会被不认识的人二十四小时看着,不能自由做任何事情,必须有一个人在一米范围之内,比如我要去接杯水,我要跟她商量,那个人跟我一起去,我才能把水拿回来。变成二级人员之后,我就能在监室里自由走路了,上厕所也不用打报告了。
有一天吃完晚饭,我就一个人在那儿走。我突然感觉自己心跳空了一拍,然后下意识去看监控摄像头。之前是只要我身边一旦没有人,不管是我自己,还是看我的人,都会很紧张,管教在摄像头里面看到了会处罚。我可以自己行走那一刻,突然有一种紧张感,我竟然在自己走。那一刻我觉得我特别傻。
我从‘三看’转去‘一看’的时候,一进去他们就把我头发剃了,我出来之后想到这件事会有一种羞耻感,这很大程度上是对我的一种服从性测试。我一开始特别抗拒的,但是管教跟我聊了一次天,我就没有那么抗拒剪头发这件事了,剪完之后,她们还夸我的寸头好看。出来之后,我再回想起这件事情,我有一种特别软弱的感觉。我会觉得自己那时候是不是变得太逆来顺受。”
我知道不要自责……我后来也会想起一些时刻。比如我去给她们表演《阴道之道》,或者给她们科普一些东西,就觉得我还是有保持了自己的一部分。
“我在做完精神鉴定之后没几天检察院就来提审了。那是2023年2月份,我当时还不确定进展,又过了一天之后,他们又提我出去,那个狱警问我,你在这存东西了吗。我当时就有预感,我可能要走了。
然后我看见了派出所的人,他们跟我说,我被取保候审了。
他们要走了担保人的信息,还需要办手续,我就又被送回了监室。回去之后我甚至还不确定我真的能走,但是那些姐姐们都特别激动,她们给了我好多电话号码让我背,想让我出去之后给她们带话。
我还是正常洗漱,不到最后一刻,我都不敢确定我自己能走。然后就开始看新闻联播。之前一般有人要走,大家会在看电视之前一起唱一首《祝你平安》,那天,她们给我唱了《明天会更好》。这首歌是我们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唱的,我之前特别不愿意参加监室里的春晚表演,但后来听说表演优秀的监室会给发烟,我就去了。
唱完歌之后,每个姐姐给我喊了一句祝福的话。有些人说,向前走,别回头,还有人说,出去之后不要做金融。但走之前,我还是回头了,我想跟她们说点什么。我不知道要到底要说什么,我就走了。
我们每次出去都要戴手铐,在监室门口背对着蹲下来,等着管教关门。那天我没有戴手铐,我下意识蹲下来了,又发现不对,马上就站起来了。
走的时候真的很有电影画面感,有个巨大的铁门缓缓打开,警察把我带回了派出所,我朋友在派出所等我。”
“从新疆回到北京之后,我开始慢慢地见一些朋友。一开始大家给我发消息,我没有回。后来开始慢慢去参加一些公开的活动,和朋友做了一部新的反家暴的戏剧,六七月的时候演出了,之后也在断断续续做一些事情,一整年的状态也起起伏伏的。
今年二月,我取保候审结束,再加上过生日,又是元宵节,我就在家里组织了一个派对。我本来只是想跟大家聚一聚,结果聚会结束的时候,我莫名其妙上去发了一个言,我讲到,谢谢大家来这里庆祝我的自由,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忍住哭了。对我来说,是真实地感觉到幸福的一刻。也是因为有朋友,才能让我度过出来之后的这一年。
我出来之后的一两个月,白纸的被捕者还没有被放出来,我想到她们也觉得非常难受。四月份的时候,我知道北京最后一批白纸被捕者都被放出来了。我一个人跑去亮马河散步,我没有经历过白纸,我每次走过那条河的时候,那里永远有很多警察和警车,但我又无从想象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。
刚出来的时候,我看一些文学作品,或者流行文化的东西,都会不断让我联想到自己在看守所里的生活。这个事情挺困扰我的,我觉得我不能接收到什么信息都往自己身上(带入)去回忆,随着时间流逝,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,但我后来意识到,一部分原因是我刻意在封闭那部分的情绪和记忆,它就会变得越来越难打开,再打开的时候,我就会有点受不了。
有一次我在阳台上,突然想起来之前在看守所吃药的时候,我一手拿杯子,吃完之后,另一只手必须举起来给管教看,示意里面是空的,嘴巴也要打开给他看,然后按照一个方向走回座位。我发现这个动作已经刻进我的身体里了,但是我现在已经不需要这样去做了。
还是有很多时刻把我拉回看守所的记忆里。有时候躺在床上,我突然会意识到,我现在躺在一个枕头上,我有自己的床。今年春节的时候我骑自行车出门,北京街上人特比少,餐饮业也关门特别早,我骑车的时候就想到,我去年这个时候还在看守所里,现在我竟然骑车在大街上。一开始我会有一种感恩当下状态的感觉,下一秒我觉得我不能感恩这件事,这是我应得的自由。”
Women我们:去年,大概在你进看守所两三个月的时候,“Women我们”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你,向外界公开你的被捕。但后来文章刊发的时候,引发了不小的争议,有一方认为救援文章是很有必要的,也有一方认为“报道”是有违伦理的,会让你的处境更糟糕。
一直到今天,关于有人被捕后,报道究竟应不应该出现,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和尺度出现都是一个长期争议的问题。回头去看,你自己在这件事上是怎么想的呢?
Edith:很多人都很好奇,稿子究竟对案情有没有帮助。我了解的信息是,当时警察有跟律师交代,会见的时候不要提这篇报道。律师其实有拿着稿子去试探检察官的态度,但检察官很冷漠地说,“你觉得这对她有好处吗?”所以律师后来没有把这个稿子放在辩护材料里。
我在看守所里的时候,律师其实有来询问我对这个稿子的意见。但她没有办法直接聊这个事情,所以很委婉。我接收到的信息是,有一个外媒,把我描述成在响应彭立发的号召去引领一场革命的感觉。所以我给她的回应是,我做这件事情的初衷,不是我想引起一场革命。我没有理解的是,她是在跟我确认想不想公开我的状态。这是当时沟通上的一个障碍。
出来之后,我跟两种观点的朋友都有聊天。比较想要公开发声的一些朋友,她们讲到的一些点是比较触动我的,大家认为不管怎么样,这个事情越公开,我会越安全,警察不能私下把我处置了。我心底里是比较认可这个逻辑的。
另外我也觉得这是对我自己的经历,对我的处境的一种见证。我出来之后看到这个稿子的时候,我泣不成声,虽然我内心可能也会吐槽里面一些错误,但我还是非常感动。类似的东西对于我来讲是很重要的,我很幸运被大家看到了。
当然也很遗憾,这个稿子发表前后,身边有很亲密的伙伴觉得被欺骗和操控了。因为这件事,社群里产生了一些撕裂和纷争,大家受到的伤害都是真实的,但我很难去把错误归结在谁身上,因为当时的处境就是很难。最理想的方式当然是我能去发出自己的声音,或者朋友们很明确知道我想要发声,但这些在当时都是很难实现的。
Women我们:我很好奇为什么你现在会主动地提出更希望实名接受采访?
Edith:上一篇(其他媒体的)采访发出来了的时候,作者给我看了那个文章,我一打开,发现是匿名。
我当时没有多想关于名字的事情。本能上我是希望实名的,但我爸妈还在新疆,我会有一些隐忧,实名可能带来的麻烦是我完全不可控的,匿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。
那个报道发出来之后,有朋友来问我这是不是你,你为什么不实名?我才开始思考匿名和实名的区别到底在哪里。
至于现在为什么会有实名的渴望……我在看守所的时候,特别怕别人不知道我在哪,我刚被带走的时候,我是和我室友住在一起,我下意识的以为朋友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后来我发现可能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的时候,我会有一种被抛下的感觉。哪怕那个时候我已经出来了,我也会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孤单感。
如果有机会用我自己的声音去表达一些什么的话,我可能会觉得实名还是让我感觉更有力量一些吧。